我十五岁时写过一个半自传的故事，说一对姐妹迫于家庭纷争而不能经常相见，又需在旁人面前假装十分疏远。故事最后，这对姐妹又得分开好多年，姐姐握着妹妹的手，喃喃吟道：“死生契阔，与子相悦，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”我记得老师在这几句下划了条重重的线，评论这是全文最真切的句子。我引用这几句诗时，并未想到诗经里的意境，而是由于自身的际遇突然明白了《倾城之恋》中柳原对流苏说的话。在异乡黑漆漆的夜晚，电话那头吟诗的柳原对流苏没有丝毫调情的意味，他感到了沉重得喘不过气来的命运，而任何妄图左右命运的个人都是可怜可笑的。这几句诗在柳原和流苏那里绝不是恋人间的喁喁情话，而是希腊悲剧式的哀叹。他们看到命运的巨轮朝自己压过来，看清了自己的本分，已经准备束手就擒，张爱玲却发了慈悲，让香港的陷落逆转了命运的轮子，成全了他们的婚姻。

      这篇发表于1943年9月的小说有张氏作品中罕见的喜剧结尾。那年早些时候她写了《沉香屑 第一炉香》，讲一个寄人篱下的美丽姑娘如何最终自甘出卖色相；那年再过一个月，她写了《金锁记》，讲一个因嫁给残废少爷而心理变态的女子。为这些不甘低微出身而与命运搏击的主人公，张爱玲安排了残酷的结局，可她却对看清命运真相的柳原和流苏施舍了怜悯。她让这两人在尘世中得了体面，无12非是因为他们已经在日常生活的背后体察出了更深刻的恐怖。她不失为一个公允的上帝，给心存希望的人以打击，给绝望的人以安慰。

      无论当时还是现在，张爱玲都深深影响着我。她将我引入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，又时时提醒这个世界之下便是无可奈何的万丈深渊。通过她编织的世界我知晓了那些不寻常的情欲：乱伦、婚外情、同性恋，它们往往比正统的感情更真挚热烈；我感知了战争和殖民，它们并不可怕，因为真正的审判与制裁永远在细枝末节的家庭生活 中；我还重新认识了我的故乡上海，它不过是深渊上一座渐渐下沉的艳丽都会，一个温情脉脉的索多玛。没有张爱玲，这个我生长多年的都会将失去一半的艳丽，也将失去一半的沉重。

      张爱玲一生都在为这座下沉中的艳丽都会写作。她自己说，写《倾城之恋》时，“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，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。”将《倾城之恋》从小说改编成话剧，因为戏剧艺术的特点和种种硬件限制，不得不对原作做诸多改动，前后两年有余，经十多稿。每次动笔，我谨记着张爱玲的原意，“用上海人的观点”来观察品评世界，希望把这种海派人生哲学呈现给身处美国的观众。

      行文至此，向夏志清教授深深致敬。一九四九年后张爱玲辗转香港、美国，迅速被大陆文学界遗忘。五十年代夏教授在洛克菲勒奖金资助下撰写英文版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，为张爱玲辟出专章，并开创性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（Fyodor Dostoyevsky）和乔伊斯（JamesJoyce）的语境中探讨张爱玲的成就。若非如此慧眼独识，就绝没有八十年代张爱玲在中国大陆的再发现及随后掀起的“张爱玲热”。夏教授旁征博引指点五四文学，不过而立之年，而张爱玲写就《倾城之恋》，只区区二十三岁，便有如此心胸，如此眼界。每思及此，惭愧难当，以之自勉。

献给我的堂姐。

－沈诞琦